“炎黄子孙”是海内外华人引以为荣的自我称谓。这个词的真正出现与广泛使用是在清朝末年,但其雏形“黄炎之后”、“炎黄苗裔”、“黄帝子孙”等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有了,这些都是“炎黄子孙”称谓在不同时代、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表现形态。《国语·晋语》说:“昔少典娶于有蟜氏,生黄帝、炎帝。黄帝以姬水成,炎帝以姜水 成。”炎黄时代没有文字,也不可能有“炎黄子孙”或“黄帝子孙”这样的名词,但却为后世此类名词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,诸子争鸣,“世俗之人,多尊古而贱今。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、黄帝而后能入说。”(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)孔子称赞黄帝“生而民得其利百年,死而民畏其神百年,亡而民用其教百年”,庄子认为“世之所高,莫若黄帝”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载:“秦灵公作吴阳上畤,祭黄帝;作下畤,祭炎帝。”大约半个世纪以后,齐威王铸敦铭记“高祖黄帝”,自认为黄帝子孙。《国语·鲁语》说:“黄帝能成命百物,以明民共财……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,郊尧而宗舜;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,郊鲧而宗禹”,说明舜、禹皆为黄帝之后。《国语·周语》说:“唯有嘉功,以命姓受祀,迄于天下。及其失之也,必有慆淫之心间之,故亡其姓氏。……夫亡者岂系无宠,皆黄炎之后也。”
秦汉时期是“黄帝子孙”等称谓出现并得到认同的时期。汉高祖刘邦编造了赤帝(炎帝)子斩白帝子的故事,为以汉代秦制造舆论。汉初黄老学盛行,“百家言黄帝”。公元前110年,汉武帝率10余万大军北巡朔方,归途中“祭黄冢桥山”,开创了黄帝陵祭。王莽代汉时自称黄帝之后,声称“姚、妫、陈、田、王凡五姓者,皆黄虞苗裔,予之同族也。”真正把黄帝华夏始祖之地位确立下来的是司马迁。翻开《史记》,第一位进入我们视线的人物就是黄帝。在司马迁的笔下,不仅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这些圣贤明君是黄帝子孙,而且秦、晋、卫、宋、陈、郑、韩、赵、魏、楚、吴、越等诸侯们也是黄帝之后,甚至连匈奴、闽越之类的蛮夷原来亦为黄帝苗裔。如此一来,便把各族统统纳入到以黄帝为始祖的华夏族谱系中去了。司马迁坚持大一统历史观和民族观,将黄帝民族共祖的地位典籍化,上承“百家杂语”,下启二十四史,对于国人自称“黄帝子孙”起了关键性的作用。汉元帝、成帝时,博士褚少孙补《史记·三代世表》时称“舜、禹、契、后稷皆黄帝子孙也”;王充在《论衡·案书篇》中亦云“《世表》言五帝、三王皆黄帝子孙”,这说明“黄帝子孙”一词在汉代主要是指圣贤明君,并未泛指平民百姓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称炎黄之后者不乏其人。贵族墓志中祖述炎黄者不胜枚举。这么多人竞相自称炎黄之后,未必合乎历史事实,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时人对以黄帝为核心的民族先祖谱系的认同。 郑樵在《通志·氏族略》中说:“姓氏之学最盛于唐”。唐人林宝的姓氏名著《元和姓纂》“其论得姓受氏之初,多原本于世本、风俗通”。而《世本》简直就是一部黄帝和炎帝的族谱。唐代族谱已不可见,宋明以后的族谱大都攀附历史上的同姓名人,甚至远祖炎黄二帝,故而梁启超感叹“寻常百姓家谱,无一不祖黄帝”。宋王朝尊奉炎帝为感生帝,宋真宗尊黄帝崇道教。与宋对峙的辽统治者自称炎帝后裔。《辽史·世表》曰:“庖羲氏降,炎帝氏、黄帝氏子孙众多,王畿之封建有限,王政之布濩无穷,故君四方者,多二帝子孙,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。”契丹人究竟是不是炎黄之后其实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,这正是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,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。
魏晋以降至清末以前,虽然炎黄二帝备受尊崇,但“炎黄子孙”、“黄帝子孙”等词语却隐而不显,很少使用。究其原因,大概与古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较淡,对炎黄二帝的尊崇文化性大于血缘性,“炎黄子孙”一词的指代范围较小等因素有关。古代中国是“王朝国家”,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“民族国家”。王朝国家更需要的是本朝本宗之祖,正如杜佑在《通典》中所说:“远祖非一,不可遍追,故亲尽而止。”窃以为“炎黄子孙”一词的含义与使用,可能经历了一个由直系到旁系,由贵族到平民,由血缘到文化,由实指到泛指的演变过程。也就是说,尽管炎黄二帝在古代备受尊崇,但其“文明初祖”和“帝王鼻祖”的形象较之“民族始祖”的形象更为突出,故而“炎黄子孙”、“黄帝子孙”等词语无法成为普遍使用的称谓。
甲午战争以后,列强侵华加剧,清廷治国无方,中华民族危机,民族主义传入,长期蛰伏不显的“炎黄子孙”等称谓好像井喷一样涌现出来,频频见诸于书刊报纸,成为广泛使用的流行词语。改良派是这一现象的始作俑者,而革命派则是真正的主导者。二者虽然同样使用“炎黄子孙”,但含义却明显不同,改良派认为“我国皆黄帝子孙”,革命派却认为“炎黄之裔,厥惟汉族”。以“发明国学,保存国粹”为己任的国粹学派,视黄帝为国粹、国魂。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诗云:“人生亦有祖,谁非黄炎孙?归鸟思故林,落叶恋本根。”满族贵族盛昱大声疾呼:“起我黄帝胄,驱彼白种贱,大破旗汉界,谋生皆自便。”清末“炎黄子孙”称谓的勃兴一方面促进了反清革命的兴起与胜利,另一方面在促使“炎黄子孙”真正成为国人广泛使用的自我称谓的同时,又缩小了“炎黄子孙”一词的指代范围,不利于民族国家的构建。辛亥革命后,“五族共和”取代了“驱除鞑虏”,“炎黄子孙”亦由汉人的同义语转变为中国人的代名词。经过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的洗礼,国人进一步形成了“中华民族之全体,均皆黄帝之子孙”的共识。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,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、浴火重生的时候。“炎黄子孙”称谓终于在抗战的烽火中定型为中华民族的指代符号,成为号召与激励海内外华人共同抗战的一面旗帜。中共中央在给中国国民党的电报中称:“我辈同为黄帝子孙,同为中华民族儿女,国难当前,惟有抛弃一切成见,亲密合作,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。”蒋介石在《告抗战全体将士书》中指出:“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”。国共两党同祭陕西黄帝陵,毛泽东亲撰祭黄帝陵文,蒋介石亲题“黄帝陵”三字,他们都以“炎黄子孙”自居。学者们纷纷以笔代枪,弘扬炎黄二帝伟绩,激励军民抗战士气。陈子怡先生在《中华民族,黄帝子孙,一耶?二耶?》一文中指出:“非黄帝子孙者,皆纳入黄帝子孙之中,而无论何姓,皆黄帝子孙矣”;“所以后世之人,咸谓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也”。钱穆先生在《黄帝》一书中认为,“我们自称为‘炎黄子孙’,是很有道理的。”表达了对“炎黄子孙”、“黄帝子孙”称谓的认同。
“炎黄子孙”称谓与其说是一个血缘符号,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符号。海内外华人自称“炎黄子孙”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,是“文化寻根”和“文化自觉”的需要。因此,只要这种认同心理继续存在,“炎黄子孙”称谓就会继续使用下去。(作者单位:宝鸡文理学院历史系) |
